歷史上，貪官污吏是一直都存在的問題，清乾隆後期，由和珅帶頭貪瀆，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併土地，貪官污吏橫行是最有名的例子。乾隆去世後的第二天，嘉慶迅雷不及掩耳逮捕和珅。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抄家時發現，和珅所聚斂的財富，約值十一億兩白銀(一說八億兩)，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還未包含古玩、珍寶在內。
秦漢以來，薄俸是導致官吏貪瀆因素之一。漢代邊遠地區的小官甚至買不起過冬的衣服，只好穿著草衣；《讀通鑑論》卷七<東漢安帝>篇說 : <……減奉以貧之，吏既賤而終不可貧。廉恥墮，貧寠相迫……>，王船山認為高薪可以養廉，削減官員俸祿，表面上是為國家省錢，其實是開了貪污之門。
但是在現代台灣而言，法官是高所得者，生活並無虞匱乏，之所以如此貪瀆，除了人性的弱點，被世俗的價值觀衝昏頭以外，應該是找不出其他的藉口可以開脫。東漢官吏貪污，子孫也要受罰，王船山在《讀通鑑論》中認為是正確的，貪污是共犯結構，常是出於親友慫恿才鋌而走險，要用嚴刑峻法才能遏止這股歪風。
對於清官廉吏的重視，唐太宗是其中之一，大力整頓吏治，選用廉吏是<貞觀之治>的一個要件，也因而天下大治。唐太宗甚至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寫在臥室的屏風上，隨時記下他們的功過政績，即時褒貶升降。對於貪官污吏，不論親疏遠近、資歷深淺、職位高低，一經發現，嚴懲不貸，所以當時湧現許多勤政廉潔、深得民心的官員。
明太祖朱元璋幼年生活困苦，要過飯，當過和尚，每當想起本該發給自己父母的賑災糧食被官吏貪污，導致父母餓死的情景，他就咬牙切齒。洪武二年，朱元璋對大臣說：<從前我當老百姓時，見到貪官污吏對民間疾苦絲毫不理，心裡恨透他們，今後要立法嚴禁，遇到有貪官敢於危害百姓的，絕不寬恕！>
歷代官俸以明代為最薄，所以不乏貪官，儘管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官吏貪污60兩銀子立殺！他並下令在縣衙設置一個土地祠，將貪污官員處死後，在土地祠內把皮剝下來，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剝皮實草)，掛在衙門內的皮場廟中，以震駭現任官員。他還規定普通百姓只要發現貪官污吏， 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檢查站必須放行，如果有人敢於阻擋，不但要處死，還要株連九族。官員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們自己不法行為，但官員待遇過低，朱元璋肅貪手法過於急躁，所以雖然以前所未有的政策仍無法遏制日益蔓延的貪污。
清康熙帝深悉吏治的重要，因此他為政一朝，始終把整飭吏治放在首位。康熙根據貪官罪狀，或降級、或革職、或流放、或絞刑、或處斬，分別予以嚴懲。康熙給一些親信和高級官吏密奏權，還注意廣開言路，鼓勵檢舉官吏的不法行為，使那些貪酷之吏有所收斂。「懲貪獎廉」是康熙帝治吏的一貫思想，在整治貪官的同時，大力提拔重用清官廉吏，江蘇巡撫張伯行，被康熙帝讚為「天下第一清官」；福建按察使于成龍，亦受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足見康熙對表彰清官廉吏之重視。
對於遏阻貪官還有所謂<養廉銀>政策，萬曆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賦稅一律徵銀，老百姓納稅的碎銀，在熔化成銀錠時會產生的損耗其實不大，但官吏為了中飽私囊，就以<火耗>為名大肆加徵。從康熙後期起，就有不少大臣上書建議火耗歸公，同時實行養廉銀制度。雍正即位後下決心整飭吏治，正式給各級官員發放養廉銀，顧名思義，就是讓官員有薪俸以外的收入，以養「清廉」。這其中當然還有許多複雜的問題，但吏治的成功，的確是清王朝中央政權鞏固的要因。
《史記》《漢書》都有〈酷吏列傳〉，記述漢代酷吏影響人民的種種嚴酷行為，而最盛行的時期是在武帝一朝。張湯是被司馬遷寫入《酷吏列傳》的其中之一。
漢武帝想要發行「白鹿皮幣」，一張白鹿皮幣，價值四十萬錢。武帝徵求大農令顏異意見，顏異以蒼璧只值數千，而其皮薦反值四十萬而反對，武帝很不高興。後來有人告發顏異，武帝讓張湯審理顏異一案。《史記 平準書》記載「（顏）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張湯上奏顏異腹誹論死。
張湯的政治敏感性很夠，他聞到了<上不悅>的味道，他也發現<異不應，微反唇>(大略就是撇撇嘴唇吧!)，因此而構陷出<腹誹>之罪。腹誹的意思是說在肚腹之中誹謗皇帝，從此以後，公卿大夫多只有觀上臉色極盡諂媚阿諛之能事了。我們當然也看到了酷吏執法並不公允，只是稟承皇帝的旨意；相較於今日法官<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其實是異曲同工，但實事求是地說，張湯是清廉的，<湯死，家產值不過五百金，皆為所得奉賜，無他業。>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還是要說，這些為了世俗阿堵物而泯滅良知，是他人性命於不顧的現代法官，比起張湯還真是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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