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當了四天的瑪麗亞或安娜，每天在廚房辛勤的工作，為了此世也為了彼岸的親人，剛剛眾家兄弟姊妹作鳥獸散後，終於舒了一口氣。但因為想要繼續沉溺成癮的論題，又坐在電腦前面繼續辛勤的工作。
安靜的一隅
時尚是在永恒的失望和失敗中不斷變化的。因為時尚是用來區別出類拔萃和平庸通俗的，它總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裁斷。真正的優雅一定要比僅僅是拿得出手技高一籌，下層的追逐者千方百計地想擴大時髦的範圍，以便將他們自己也包括進去；上層的制定者則處心積慮要設置新的障礙，不讓圈外的人進來。
明代一位高雅的藏書家去拜訪一富有人家，他看見當天有二十餘位客人，每位客人皆各自用一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次日早上用梅花銀沙鑼洗面。因此他評論道「此其富可甲於江南，而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對於有錢人而言，了解物品內含價值的最簡單方法，就是選擇本身由貴金屬－金銀作成的東西，因為他們沒有對文化物品的鑑賞力。在代表高水準文化品味的士紳眼中，則僅僅是金錢的浪費，有錢人藉此謀取社會地位的嘗試失敗了。
<<陶庵夢憶>>的作者曾講了一個故事:一個能言善道的古董商人誘使張家以一百兩銀子出手賣掉古青銅花瓶，轉賣給另一商人，擺放在自家祠堂的供桌上。這是一種荒唐失序的舉止，因為供桌上是不能放青銅器的。幽默的背後卻隱藏著張岱的深切憂慮：粗俗如這位商人都可以獲得只有鑑賞家才應該擁有的物件，所不同的僅僅是擺放的位置不對而已。商人對於供桌上不能放青銅器一無所知，顯示他在社會階梯上的攀爬是荒唐可笑的。
其實藏書家和張岱所憂慮的是同一件事，也就是社會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和重組的憂慮。
明朝後期的平民穿起了超越他們身分的服裝，他們在以服飾挑戰自己在階級社會中的無名地位。西元1541年，禮部尚書宣布禁止人們穿戴雲巾、雲履，並且成功地使地方官員保證做到當地人不穿戴。但是到了1560年代，這些禁令已失去效力，不論是士紳還是平民都同樣地穿用他們喜歡穿戴的奢華服飾。在江南尤其如此，在那裡，對公共場合以及私人宅第中社會交往的描述大都離不開時尚的展示，流動不息的風尚變化成為社會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和重組的重要舞臺。
晚明一向被視為反傳統、思想解放、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中國幾乎沒有一個時代的讀書人，如晚明文人奇詭多姿：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極盡奢侈舒適之能事，當時有陷溺黨爭的當朝文人、佯狂傲病的在野文人、巡迴講學的「民間聖人」、也有自號「山人」而出入權門的布衣文人…可謂生命如飄，進退失據，在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中，或遁跡山林，寄情山水，或浸迷於佛、道，覓求精神解脫，這可以說是明代文人的集體處境。
在傳統價值觀即將崩解與等待建立的過程中，許多茫然、失序、誑異、疑辯的現象，成為文化過渡的必經路程。在這個過程裡，泰州學派可以視為窺探晚明文化現象的一個重要管道。
在中國心學文化中，王陽明的影響非常大，弟子眾多。在他死後，這些弟子在各地建書院達70餘所，繼續弘揚心學，泰州學派乃其中之一，一般被歸類於<左派王學>。
王艮生於１４８３年卒於１５４１年，他是一個初時讀書不多，靠刻苦自學而領悟儒家學說的學者。其學說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關於“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他自己表述：“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也就是說 “道”存在於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無需在百姓日常生活之外去刻意追求“道”。
王艮的出身是一個世代從事鹽業生產的家庭，早年長期貧窮的生活經歷，使他認識到擺脫貧困是“尊身立本”必要的物質條件。所以，他的“百姓日用之學”蕴含了人最起碼的物質生活需求。他說：<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于凍餒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學也。>王艮把理學家視為“人欲”的許多活動都納入“百姓日用之學”中，如他不反對貧而仕，未貧而仕，在於盡職，他更極力反對程朱理學禁欲主義的修養方法，而是結合現實社會生活去啟發人民自我固有的價值，做到自尊自信、自由自在，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使心身永遠保持活潑愉悦的狀態，這使他的思想獲得廣泛的群眾基礎，這種思想對下層民眾有很大的吸引力。
當他赴江西向陽明求教時，兩人談話並不投機。他帶著紙帽子，穿著古怪的深衣，還說<昨夜夢見在這裡拜見先生>，無非要表示自己的不凡，引起王陽明的注意，卻得到<真人無夢>的答覆，王陽明是完全不同意他這樣的行徑的，而當二人談及天下事時，王陽明說：<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說，天下大事不是你這樣的人該管的。王艮毫不示弱，回敬了一句：<我雖草莽匹夫，但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天忘記。>
經過辨難，王艮為陽明的學問折服，拜他為師，而陽明則對王艮的獨特性格頗為賞識，曾對其他學生說：<吾擒宸濠（寧王），一無所動，今卻為其人動。>又說：<此真學聖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茍，諸君不及也。>
李贄是十六世紀一個比較有見地的思想家，他是陽明以後，經過泰州，仍能保持個人和自由色彩的思想家。他反對假道學，他曾說：「講道學者但要我說得好耳，不管我行得行不得也。」又批判那些道學家：「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李贄強烈貶斥的，是那些口說儒學而實不知儒學的道學家，他們只是「假儒」、「假道學」。像這樣的人也認為王艮是個有氣骨的人，是真英雄。
清初帝王為了對反清士大夫進行思想教育，不遺餘力強調三綱五常等倫理道德規條，乾隆以後，由於文字獄的影響，考據學因而興盛，但他們也對「禮」學特別下工夫，主要的目的是要藉著對古禮的詮釋，來恢復或重建一個他們心目中合理的社會秩序。
但是清代文人士大夫卻也有熱烈鼓吹人的天性就是過世俗的生活，對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猛烈抨擊。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描寫一位秀才對於女兒殉夫身亡，大贊「死得好」，可是在後來的旅遊途中，一路看著山光水色，悲悼女兒，老淚縱橫，人性與禮教的衝突令人不忍卒睹。曹雪芹的<<紅樓夢>>中賈寶玉不走讀書科舉的路，雖然對於「德、言、工、容」的薛寶釵也有傾慕，但最終走向「不講仕途經濟混帳話」的林黛玉，而不是「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的寶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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