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在1830 年左右發展到最高峰，它不僅限於文學，繪畫是一股主要的力量，在音樂方面亦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浪漫主義的文學在英國有其最深遠的根基，19 世紀初，華茨華斯（Willian Wordsworth 1770-1850 ）相信對自然的崇拜，使人更能深刻認識生命的高貴，能聽見「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更從而可以增加對同類的愛與同情。
英國最具代表性的浪漫派詩人是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 ）、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 -1822 <和拜倫（George Gordon , Lord ，Byron1788 - 1824 ）。濟慈認為美就是智慧的情感，他寫道：「美就是真，真就是美~~這就是你在世上所知道的一切，亦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他的觀念是這種理想的美，能單獨地耐得住花的凋謝和青春的愛的消逝。他文思澎湃，寫下了多首傳頌後世的詩作，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詩人領悟到永恆並不存在，只有不斷逝去的生命，只有稍縱即逝的歡樂──我們既然都擺脫不了現實的苦難，美也只能存在於半虛半實、似夢非夢的境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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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以看到<夜鶯頌>中英對照~~
雪萊就讀於牛津大學時，因倡無神論被開除；又因與非貴族女孩結婚，被家庭棄逐，四處流浪，因此而厭惡宗教與社會制度。著有《西風頌》、《雲雀歌》及詩劇《解禁的普羅米修斯》等。在《解禁的普羅米修斯》裡，這位遠古泰坦族巨人所受的苦難得到了新的詮釋。他的痛苦並不全來自於天神宙斯因唯恐失去自己威信，而對他施加的肉體懲罰而已，有一部分痛苦則是來自他面前不斷出現，並灼傷他眼睛的各種可怕景象。但普羅米修斯最後變成人類及自然的解救者，因為他發揮高度的意志力，堅此百忍，同時情愛的力量亦改變了他的生命，並幫助他根據本性來實現自我。雪萊與拜倫都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更大的興趣，熱烈地追求正義與自由。
拜倫在1812 年寫了《查爾特．哈羅德的遊歷》而成名，在道德方面他受到當時英國社會的嚴厲批評，相對地他對英國貴族虛偽不實的態度亦是相當痛恨。1815 年他離開英國至瑞士、義大利，1821 年幫助加里波底的義大利統一運動，1823年加入希臘獨立軍和土耳其交戰，卻因染患熱病客死異鄉。拜倫的作品基本上不是壯烈的諷刺社會虛偽的詩篇，就是充滿浪漫色彩的情詩，而他的情詩對日後歐洲浪漫主義的開展，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拜倫在瑞士、義大利等地自我放逐，巧遇同是自我放逐的法國畫家傑克．悲落．德．蒙塔貝爾（1771~1849）後，兩人變成好友。畫家成功地將拜倫心底那份游走在狂熱與倦怠，恍惚與憂鬱，高貴及卑俗之間的動搖表露無遺。畫中這位依著岩壁，身披風衣，手持紙筆往前凝視的詩人，在暮色低垂的背景下更凸顯了他深沈的臉部表情，也微妙地揭露其矛盾、苦悶的心靈內在~~
在繪畫方面，前已提及德拉克瓦以東方為主題，表達異國情調的『薩達那帕魯之死」，不安定的對角線構圖，深度光輝的色影，以及激烈的動感皆是浪漫主義繪畫的極致。德拉克瓦另有取材自希臘獨立戰爭的「吉奧斯島的屠殺」（1804），捨棄了古典的修飾和衣褶表現，激烈的筆觸被指為「繪畫的屠殺」。
民族儘管以其〝自然主義〞的方面來看，被認為是一種潛意識的靈魂，但以情感方面論，它同使人們心靈為之震顫的〝對祖國之愛〞卻是聯繫在一起的。出於對自己國家的眷戀，處于危險之中的民族會產生一種愛國情感。既然對祖國的深切之愛是高尚的，那麼為祖國而獻身也就是理所應當的。德拉克瓦的作品「自由女神領導著人們」和傑利科 (Gericault，1791~1823）的作品「美迪莎的小筏」都可以看到對於以絕對寫實的手法來完成作品的熱望，遠超過了激起這兩幅畫題材的力量，與整個民族的命運，密切聯繫起來。
一八三○年，德拉克瓦為紀念七月革命所繪製的《自由女神領導著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中，一位右手執法國三色旗，左手拿著來福槍的象徵著自由女神的的婦女袒露前胸，領導著身邊揮舞手槍的男童，帶著高帽的資產階級，以及一名手持軍刀的無產階級，跨越過堆疊了幾層的死屍，赤腳站在街壘上，高高舉起法蘭西共和國的旗幟，激勵著戰鬥的民眾奮勇前進。三色旗幟的紅、白、藍在畫面整體上烘托出共鳴的效果。「我已經著手於現代的主題、巷戰的場面…..即便是不為祖國而戰，至少也要為國家而繪畫。」德拉克瓦在給他退役將軍的哥哥的信中如此表白著。這是他唯一一幅以法國現代史為主題的鉅作，呼籲人們拿起武器反抗壓迫。
德拉克瓦以深切的浪漫情懷歌頌法國革命的偉大，成功地將歷史畫的宏偉風格與報導文體、寓言和當代的真實生活融成一體。關於自由女神像的模特兒，傳說在巷戰中失去了哥哥的洗衣女安娜‧謝爾洛特為了復仇而挺身殺死了九名瑞士士兵，激發了德拉克洛瓦的想像力。流浪兒也參加了戰鬥，富於戲劇性的側光和黑色剪影的帽子，強調了他殊死戰鬥的表情。戴高筒禮帽的人被認為是熱情的共和主義者埃提恩努‧阿拉各。作者將它作為參加暴動的資產階級代表。
在音樂方面，貝多芬音樂的偉大並不在於個人體驗的表現，乃在於他的苦惱與歡愉已超越個人，而昇華至全人類的境界，因拿破崙即帝位而震怒的貝多芬，才可說是真正在音樂中實現法國革命理念的人物。
歌曲是文學對音樂啟迪的成果之一，將浪漫時期幻想與英勇的概念，予以組織表達。如韋伯的自由奔放，舒伯特的抒情精妙，孟德爾頌的清晰明朗，李斯特的冒險精神，白遼士熱衷於各大詩人的詩作，許多管弦樂與劇樂都蘊蓄著這些詩作的精神〞，「幻想交響曲」（Symphonie Fentastigue ）即是一例。
《幻想交響曲》在結構上是為交響詩（Symphonic Poem），亦即所謂標題音樂（Programme Music），其特色是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幻想交響曲》的副標題「一個藝術家生涯中的插曲」充份反映出這是白遼士自傳性質的標題音樂。而相對於傳統的交響曲來說，《幻想交響曲》無疑十分創新，透過各種樂器的配搭，玩出陰森魔幻、色彩豐富多變的戲劇效果，充份發揮了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1848 年歐洲革命浪潮旋即趨於平靜，民族主義的精神卻浮現於音樂領域中，蕭邦於流亡期間，以馬厝卡舞曲（mazurka ）和波羅奈舞曲（polonaise）表達他的鄉愁和對波蘭的期望。華格納以德國神話為題材，創作流暢的樂劇取代傳統歌劇。柴可夫斯基的樂作情感濃郁而憂鬱悲愴。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用人的智慧以及崇高的品質向上帝挑戰，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借助理性的力量，衝擊了基督教信仰在人們心靈中建立的上帝之殿，隨著18 世紀末自由運動的興起，人們已徹底看穿了上帝這個「虛無之人」的假面具，因而，在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一一基督教信仰一一瀕臨滅亡了。
但誠如紀伯倫在《沙與沫》中說〞信仰是心靈的綠洲，思想的駱駝隊永遠向著它〞。偉大的藝術家是不甘心讓自己心靈的信仰之泉枯涸，愛默生說〞世界上唯一珍貴的東西是積極的靈魂〞。浪漫主義藝術家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在貧瘠廣漠的土地上為心靈重新建築一座信仰的寶殿。他們希望重新把信仰和個人的真正情感，結合起來，於是有所謂〞心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heart ) ；或者試圖把宗教大眾化，使一般的人民更能接受信仰。
崇尚哥德風格建築也是一種對信仰的追求，哥德風格建築以其靈巧、上升的力量控制觀眾的精神情感，它強調垂直線條表現奇突的空間推移內部袒露的骨架，一束束拔地而起的細柱，和高聳雲端的尖塔，形成騰空而上的動勢，造成接近天空接近無窮的幻覺，有助于使人們感到格外崇高莊嚴，並產生驚奇和神秘的情緒。然而，浪漫主義者推崇哥德風格並非中世紀宗教幽靈捲土重來，而是假借昔日藝術風格表現自己的藝術才華、抒發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寄託自己的追求與理想；哥德風格建築幫助藝術家領悟天地間萬物的奧妙，洞察塵世上生活的真諦。
在1830年代到1850年代，普金（A. W. N. Pugin）與羅斯金（John Ruskin）…等人，對新風格的訴求就以不同的觀點來提倡「哥德復古」。誠如先前提及浪漫運動的口號：「回到中世紀」，哥德式的自然，是活的形式，其情感的召喚與想像的結合，成為當時喚起精神意識的運動之主因。(待續)
~~本文圖片取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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