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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到<俠>的是戰國時代的韓非，他的時代正是這個所謂<俠>大量產生的時代，也許出於直觀，韓非對於<俠>十分反感，他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又說:<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

與韓非完全相反，太史公司馬遷對於<俠>則大力讚賞:<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就是說雖為布衣百姓但能守信用講義氣，那就不只是苟活了。他為俠者抱屈:<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對於儒墨兩大家不為俠者立傳，致使俠者默默無聞，太史公深為遺憾，因此他寫了<遊俠列傳>第六十四，他認定所謂<俠>是「救人於厄，振人不贍…」

太史公一則受到宮刑之非人待遇，對當代政治不有所怨言亦難，二則距戰國時代已遠，對於<俠>難免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浪漫情懷，但是不論如何，<史記>一書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遊俠列傳>及<刺客列傳>成為<俠文化>之經典已是無庸置疑。

但是<說文解字>的註釋當中亦另有見解:<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意思是說俠士是一些結私交同是非的<結黨連群>之徒，而且以立<強>於世，而另外在漢代張衡的<西京賦>中更提出這些俠士不但能<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而且是如同虎豹豺狼，所以<俠>與<盜>之間的微妙界線其實是一個千古難題。

「俠」究竟能做什麼？

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說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我們可以認定一位大俠，不需有豐富的學識，也不需有高深的修養，但他有一顆同情弱者的心，為貧苦無告者奔走求助，不遺餘力。因而，俠就成為平民大眾尊崇仰望的人物，在社會基層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漢書．游俠列傳》也說：「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卿。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可以看到，班固已經清楚認識劇孟之類大俠在社會上名聲甚高，具有十分可觀的影響力。

漢文帝時，吳王劉濞因兒子被太子砸死懷恨於心，對朝廷多所制肘，賈誼〈治安策〉論當時天下情勢說，天下並沒有像一些人所認為的已治已安，而是像一個病人，這個人的小腿像腰一樣粗，手臂像屁股一樣大，如不趕快醫治，這個病人非死不可。接著他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主張，但未為文帝採納。到了景帝時，晁錯上書力主削弱吳國，他說吳國的力量越來越大，表示封建諸侯的力量也將越來越大，對中央朝廷的威脅同樣是有增無減，必須儘快處理。晁錯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後來，景帝陸續削奪了楚國的東海郡，趙王的常山郡等，吳王擔心封地不斷被削奪，於是策劃反叛。他聯合楚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等發動叛變，史稱「七國之亂」。七國亂事一起，景帝乃遣太尉周亞夫等將兵平叛，不出三個月，亂事遂被平定，景帝乃頒新令，使諸侯王無權過問王國之政事，王國行政權、官吏任免權悉歸中央，另又留部份封王於京師，不遣就國。結果中央皇權遂大為加強。

七國之亂的平定，劇孟這位大俠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劇孟與周亞夫的相會。史書上說周亞夫將到河南，「得」劇孟，史書未明講這個得字是劇孟求見或是周亞夫請人聯絡？但劇孟願意見周亞夫，在朝廷與七國之間，他選擇朝廷這邊，則是十分明確的事。周亞夫一定覺得劇孟代表的龎大勢力既已支持朝廷，平定亂事就不會太困難；他說：「得之若一敵國」，他也可能從劇孟口中得到不少重要的消息，讓他對於平定亂事更具信心。我們甚至可以說，劇孟與周亞夫的見面，是決定此後歷史發展的大事；像劇孟這樣的民間力量，吳王既已起事，卻不懂得儘力拉攏，以增強力量，可以看出吳王做不出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劇孟這位大俠名顯諸侯，甚至母死送葬者千乘，但《史記》和《漢書》均有「死後家無餘十金之財」的記載，說明劇孟只為他人，從不為己的大俠應有的風範。